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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x之争背后的社会问题

编辑:大同金锢金属材料有限  字号:
摘要:px之争背后的社会问题

近些年来,由投建px项目而导致的公众与政府间的冲突日益增多,先有厦门,继而大连、宁波、昆明,近有茂名,从沿海到内地,此起彼伏。除此之外,各地在诸如建设垃圾焚烧厂、架设信号塔等公共项目上,也产生了类似的冲突,几成燎原之势,最近杭州的垃圾焚烧厂之争即是一例。观其结果,往往是政府在强大的民意面前低头,或缓建、或停建、或下马,总之使项目不了了之。一贯强势的公权力在公众的呼声中退让,似乎是庶民的胜利、民主的进步,但细察事件进展、细究各方理据,却并非如此简单。

px是“对二甲苯”的简称,通常用作塑料制品、纺织品原料。px项目投资大、产值高,对地方gdp和财政的益处不言而喻,一度曾是各地争抢的优质项目。客观地说,从技术上讲,px生产过程的环保设计是比较完善的,基本能做到无害化生产,反倒是px原料的储运风险还大些,但也都进行了严格的控制,并不会对环境和公众健康造成危险。新加坡弹丸之地就投建了大规模的px项目,而且离居民区咫尺之遥,何以在我国就引发如此剧烈的民意对抗?

回溯反px项目的历次事件,其肇始于厦门沧海px项目,源于一条流传甚广的短信,据称px具有剧毒,须远离人类居住区100公里以上,否则将严重影响人的健康,导致癌症、残疾,更有甚者,以生化原子弹称之。谣传之下,政府与公众立即形成水火,势不两立。从政府而言,对于上马项目、建设工程,历来习惯于大干快上、不容置喙,信息公开不足,沟通协商不畅,即使有一些听取民意的措施,诸如征求意见、公示、听证会之类,也往往是走过场摆形式,特别是一些试图蒙混过关、掩耳盗铃的行为更使政府公信力日益削弱。既有前车之鉴,px项目一旦仓促上马,政府不公开、不沟通,或公开不足、沟通不到位,都会使公众觉得政府有欺骗之嫌。从公众而言,趋利避害人之本能,关切自身利益天经地义,随着环保意识维权意识日益觉醒,对于这一身边的“威胁”,群情自然激愤,人潮自然涌动。反px项目事件的多次发生,更使其“丑恶形象”深入人心,反对和抵制自是本能之举。此外,反px项目的城市,几乎都是经济发展居前的大城市,当地公众的维权意识觉醒更早,对利益损害的容忍度更低,社会组织和现代化通信手段更加发达,信息传递、公众组织的成本更低,也是导致类似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。

然而,透过表因深究根源,争端之起不在于px项目是否安全,也并非简单的政府与公众的利益相争,而是政府治理之失,公共协商机制之不畅,公民社会之未成,以致各方角力失控。

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利益博弈成为各类主体交往的基础,厘清个人利益,尚有市场机制,廓清公共利益,面对的则是市场失灵,特别是在政府与公众处于不同立场时,利益本身的多元化、个体利益到公共利益的整合更加复杂,亟须形成新的互动关系,构建良好的公共协商机制。

所谓公共协商,绝非仅仅是政府开个新闻发布会公开信息,或是举办听证会与公众沟通那么简单,而应是制定一套复杂细致的程序:对争执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,真实客观地还其原貌;对各方的意见进行整合和辩论,使公众知悉和选择;对决策进行约束和控制,使其真正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。其间,需要依托现有的和将有的各类社会组织,比如人大、政协等政治机构,社区居委会、社会公益组织等,进行全方位的协商,发挥其为民请命、为政分忧,居间协商、沟通缓冲的功能;也需要设计好协商的程序和规则,使每一个步骤都规范运行。

不容否认,公共协商是困难而复杂,成本颇高的,作为一种程序正义,也并不能保证实体公正。比如,原来可以迅速上马的项目,可能将累月经年;可以实现共赢的举措,可能会被束之高阁。从经济学角度看,公共协商的成本降低了潜在的社会收益。这类情况在西方成熟社会已为常态,似乎也将难以避免,这是社会进步的代价。但若从另一角度看,公众的积极参与和监督,激烈的博弈和谈判,也促使政府改革管理体系,促使企业严守法律、严把标准,不断提高项目工程的技术和安全环保水平,小则提升个体的生产技术,大则提升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质量。

公共协商机制的建立,除去具有现代治理思维的政府,更有赖于一个日益成熟的公民社会。公民社会需要的是理性的公民,更需要理性的公众。成熟理性的公众绝不是孜孜以求于一己私利,而是依托个体利益之诉求,有效组织、科学评判、合理沟通,呈现出群体的理性和秩序。反px项目事件频频发生,在乐见于公众环保意识觉醒和维权意识增强的同时,也有群体理性丧失之忧。十九世纪的法国学者勒庞在《乌合之众》一书中对公众的群体无知和情绪宣泄曾做过生动描述,一个谬误的谣言可以成为真理,一个简单的常识可以成为异端邪说。纵观各地的反px项目事件,各种真真假假的信息充斥,各种谣言肆意散播,借助于群体的发酵机制,使得公众对px项目有害于环境的误知,上升为下意识的反对,直至走上街头。且问,聚集的人群中,多少是理性维权,多少是看热闹,多少是宣泄其他的不满情绪,又有多少是唯恐天下不乱?同一群人,各怀心思,如若没有理性的引导,细致的组织,必然从“散步抗议”转变为激烈的群体性事件。

当今我国之公众,已然深陷所谓的“邻避困境”——反对一切可能造成环境损害、影响自身利益的项目或工程。以公众参加环保维权为标志的生态运动,曾是现代成熟国家公众积极参与社会治理,推进社会民主的重要方式。可以说,正是这种基于自身利益的关切,不论它是偏激或是失当,都是推动人们组织和动员起来,表达诉求、参与管理、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动机。从这个层面上讲,“邻避主义”功莫大焉。

但反思之,也正是“邻避主义”之盛行,使对于远离公众视野的问题视而不见。在农村、矿区等许多地方,缺乏完善的环保设施,违规排放废渣废气污水的情况十分常见,但当作没有发生,殊不知其损害已然深入土壤、河流、空气,只有当雾霾锁城之时才恍然若知。

真正的公共协商,需要公众摆脱“邻避主义”的狭隘,不断提升公共理性,走向对更广泛公共事务的关注。良好的公共协商机制与公民社会建设是一个互动的渐进过程,公民意识的不断觉醒,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的每一次积极参与,都促使公共协商机制更加完善,也促使人们明晰公民的职责,反思行为的边界,从感性走向理性,从无序走向秩序,从狭隘走向开放。

社会转型既已开启,多元共治已成未来之势,而公民社会建设路漫漫其修远兮。公共协商只是多元治理中的一种模式,也仅仅是社会民主进程中的一小步。发生事件和冲突并不可怕,反而是社会不断进步的象征。不论是政府或是公众,不能停留在类似px项目的争执表面,而要从每一次事件中反思和学习,从每一次事件中改进自身的行为方式,逐渐构建起更加科学的协商机制,由简单的碰撞转变为平等对话、理性沟通,这才是当下最值得做的事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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